随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闭幕，各种政策中引起百姓热议的一个话题是会议决定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，完善人口发展战略，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，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。这也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“单独二孩”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。

　　面对“生”还是“不生”的选择，网友们的焦点大多数集中在了“生了谁来带”和“生了怎么养”上。网友“萨达姆奶茶”说：全面二胎政策放开后，想想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些人，年轻的时候除了自食其力还要养家。只准生一个，面临着“失独”等各种风险。老了后又要发愁养老问题。加上物价房价高，在经济和精力上继续支持照顾第二代和第三代。身上集中了三代人的压力，太辛苦了。网友“laomarkya”则认为：城市育儿肯定不只是能不能的问题，更多的还是需要综合考虑各种成本。

　　由此看来，网友们的担心，反映出的是无外乎是日渐衰老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已经无力再隔代抚养新出生的孙辈，而过于高昂的社会养育成本又让新生儿父母们难以承受的问题。对于这样的难题，不禁让人想起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曾经帮助双职工父母解决育儿大问题的“托儿所”。而现在，这些公共托幼服务还有么？

　　想找公共托幼服务不容易

　　家住北京的郑女士今年35岁，两年前，她生下了自己的二胎宝宝。而最近，想给孩子找个托幼班入托，成了一家人最烦恼的事情。

　　“已经找了两个星期了，价格便宜的公办幼儿园没有托班，民办幼儿园有托班的也极少，而且即使有，高价的收费也让我们一家人觉得很吃力。”郑女士说，自己是一个典型的80后。几年前生第一个孩子时，父母刚刚60出头，身体和精力都还好，所以和很多家庭一样，孩子一直都是由姥姥、姥爷带的，自己作为母亲，也没觉得有太大压力。可生第二个孩子时，两位老人的身体已经不能承受带婴儿的辛苦，郑女士只能事事亲力亲为，工作也因此受到了影响。好不容易孩子到了两岁多，模仿能力、好奇心也越来越强，郑女士便想着找一个托班，一来可以让孩子去幼儿园接受老师的科学引导，找到更多的玩伴，二来也可以让自己“解放”出来，重新投入工作。

　　“可是真没想到，现在找一个托班竟然这么难。”郑女士抱怨说，不找不知道，一找才发现，原来由政府、单位和街道等办的托儿所基本都已经销声匿迹，而幼儿园也不招收3岁以下的孩子入托。数量极少的招收0-3岁幼儿的机构，不是价格极高的贵族学校，就是一些位于郊区的民办小园。“记得我小时候，父母都是双职工，母亲说我一岁多的时候她就把我送到单位的托儿所了，而且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可以提前一小时下班来照顾我。不仅工作不受影响，还不用麻烦老人。可现在这样的公共托幼服务怎么就找不到了呢？”回想起小时候的经历，再想想现在自己遇到的困难，郑女士不禁有些困惑和苦恼。

　　那么，在教育产业如此繁荣的今天，就真的找不到适合工薪阶层的托幼服务么？记者询问了一家开有多个连锁店，名为“金宝贝”的早教机构，咨询人员表示，机构可以为0-5岁的孩子提供早期教育，如果是一个两岁左右的幼儿，可以选择包括音乐、美术、运动等在内的70课时的课程，收费为1.3万元。“早教机构的课程都是要有家长陪着孩子的，就像上课一样，每次一个小时，没有听说有全托的，我们又不是幼儿园。”当记者询问是否可以全托照顾孩子时，咨询人员给出了这样了答复。

　　在咨询了多个招收3岁以下幼儿的机构后，记者发现：目前，虽然有少量私立托幼机构招收3岁以下的幼儿，但大多以智力开发、早期教育为目的，并不是为缓解家长就业压力而提供的托幼服务。而对于郑女士需要的公共托幼服务，记者没有找到一家。

　　公共托幼服务都去哪儿了

　　“托儿所，北京基本上在本世纪初的时候就没有了。”从教30年的中国科学院某附属公办幼儿园的杨园长这样告诉记者，“而且为了保证3-6岁适龄儿童都能够入园，北京不少区的幼儿园从2013年底已经不再招收3岁以下的幼儿入园。”

　　据杨园长介绍，托儿所是计划经济时期，单位为了解决职工实际困难而设立的育儿机构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服务的丰富，社会办园逐渐取代了单位办园，像托儿所这样的公共托幼服务也就消失了。“除了社会发展的原因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一些家长因为不放心把孩子给别人带，而更倾向于由自己或由祖父母抚养幼儿，也使得公共托幼服务变得不再那么必需。”杨园长说，她所在的幼儿园以前就有托儿所，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也取消了。“托儿所虽然消失了，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服务就没有需求了。我们幼儿园为了满足本单位职工的需求，只要职工申请，就可以接收2岁8个月以上的孩子入园。而现在幼儿园小班中，有1/3的孩子都是3岁以下的。”

　　“以前我们也办过3岁以下幼儿的亲子班，而且效果也很不错，很受家长和孩子的欢迎。但是后来为了保证适龄儿童入学，就停办了。”在杨园长看来，在托儿所逐渐退出社会后，3岁以下幼儿的托幼服务基本就落在了幼儿园身上，但由于大多数幼儿园场地和师资有限，再加上3岁以下幼儿体质较弱，照顾起来费时费力，因此大部分幼儿园都放弃了招收。但杨园长同时也提到：其实2岁8个月左右是幼儿入学的最佳时期。因为3岁以下幼儿的意识和行为习惯尚未完全形成，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强，如果这个时候入园，往往能更快地融入到幼儿园的环境中。如果3岁再入园，很多孩子的自主意识已经形成，就难免会产生不愿入园、入园哭闹等问题。“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说，我们愿意让2岁8个月左右的孩子提前入园，虽然老师可能会累一些，但之后的教育会更容易，孩子也适应得更快。不过从目前的师资力量和场地条件来看，确实有困难。”杨园长说。

　　对于像郑女士遇到的困难，杨园长说自己也深有同感。“我也是快要当姥姥的人了，但是却并不想把过多的时间花在照顾孙辈上，老人也有老人自己的生活，儿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，要想恢复托儿所似乎也并不容易。”杨园长告诉记者，由于照顾婴幼儿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、耐心以及责任心，因此以前托儿所的保育员基本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。而现在幼儿园都是20多岁的年轻教师，对于她们来说，照顾这么小的孩子确实是个难题。可如果幼儿园招收岁数大的妇女，管理起来也是问题。“而且我也太不赞成将2岁以下的幼儿送到幼儿园，因为一旦照顾不周出现问题，容易给孩子的成长留下阴影。”

　　杨园长认为，对于3岁以下的幼儿来说，由父母来照料是最好的，所以解决问题的最佳的方法还是适当延长母亲的产假时间。同时，杨园长还建议，由于现在大班的孩子多倾向于去上学前班，导致幼儿园大班招生不足，因此如果延长产假较难实现，可以适当减少幼儿园大班的数量，留出资源来招收2岁以上的幼儿，以满足百姓对托幼服务的需要。

　　发展公共托幼服务解除父母后顾之忧

　　其实，无论是苦恼找不到托幼服务的郑女士，还是认为应该为2岁以上幼儿提供教育的杨园长，都反映出了社会对于公共托幼服务的需求。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妇女绿皮书》显示：在北京和上海接受调查的家长中，分别有55.3%和69.8%的人认为3岁以下的幼儿适宜入托，分别有24.8%和 23.9%的人曾有过找不到托儿所的经历，而这一部分人主要是双职工和中低收入者家庭。同时，有九成的北京家长认为“有必要发展”托儿所，其中23.6% 认为“有必要大力发展”；66.4%认为“有必要适当发展”。上海的家长认为“有必要发展”的比例甚至超过北京，达95.3%，其中30.7%认为“有必要大力发展”；64.6%认为“有必要适当发展”。绿皮书认为，由于3岁以下幼儿托幼服务萎缩，难以满足父母对“托儿”的需求，客观上常常造成母亲被迫延长产假，中断职业生涯，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。而这一问题值得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思考和解决。

　　对于众多父母面临的难题，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不少委员也注意到了相关问题。全国政协委员郄秀书认为，《国家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(2010-2020年)》提出了“极普及学前教育”、“重视0-3岁婴幼儿教育”等发展任务，强调明确政府职责，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，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，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明确规定。因此，应强化政府对公共托幼服务的责任，进一步扩大学前教育资源。加大政府对托幼服务的投入，扩大学前教育资源，一方面扩大现有托幼园所的规模，加大硬件投入，增加现有托幼园所的容纳量；另一方面增加公办托幼园所的数量，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，推进公共托幼服务的均等化，着力发展质优价廉、中低收入家庭负担得起的公共托幼服务。同时，要加大教师队伍建设，招录一批业务素质过硬的人才，并做好师资队伍的培训教育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李卫、李晋峰、许京军等委员在提案中提到：目前，我国接收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公办托儿所、托儿中心基本消失，对于4个月-3岁之间婴幼儿的抚养教育问题在我国尚存在空白，这也是造成年轻父母“生的起，养不起”以及“隔代教养”的重要原因。对此，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到针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儿所、幼儿中心等机构的开办，解决年轻家庭的实际需要。社区、医院及其他相关社会公益性组织和机构应针对3岁以下婴幼儿的抚养教育问题进行不定期的社会培训，提高年轻父母及相关从业人员的知识和技能。适当增加幼儿同父母的接触时间，如适当延长母亲产假时间，延长哺乳假时间，三岁以前婴幼儿的母亲每天可以提前1-2小时下班，为有孩子的家庭增加3-5天的年假等措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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